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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 年)。17年6月，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了 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 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 多的汉代度量衡器，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了珍贵的实物，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了重要线索。在此次 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本文对夏王朝年代了依三代以后王朝积年世数的另类推测，得出由启建立的夏王朝应始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并结合考古对相关夏代都城及夏文化问题了探讨，认为：登封王城岗古城为禹都阳城，禹州瓦店遗址可能是禹、启所居，新砦古城为夏启至少康时的早期夏都，二里头遗址为帝槐以后的夏代中晚期都城；夏文化应是一个将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的概念，指夏代在其王朝统辖地域内夏族或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文化，"新砦期"遗存是形成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是成熟期夏文化。描绘江南黄河、运河两河河道及其水利工程的《南河图》是乾嘉道时期 重要的水利图之一。流散到欧洲的几幅彩绘本《南河图》直观地反映了乾嘉道时期江南黄河，尤其是尾闾河段的工程形态与变迁轨迹，反映了这一时期江南河道总督以挖引河、裁弯取直为主要手段的河道治理方略，在清代地图史、水利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自27年始， 博物馆等单位在周家庄遗址展了连续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旨在探索龙山期遗存，为研究早期 起源等问题实物。除获取大量龙山遗存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时期的遗迹与遗物，本文主要介绍27—213年在周家庄遗址发现的周代遗存。周代遗迹大都为居址堆积，包括房址、灰坑等；另有少量瓮棺葬。依时代不同，可将周代遗存分为西周、东周两个时期。西周遗存的数量较少，仅见少量灰坑，另在一些地层中发现少量西周陶片。但西周遗存的内涵较丰富。据初步分析，可知其包含商、周两类因素，为探索商周关系等学术问题了；东周遗存的种类相对丰富，文化面貌也比较清楚，时代约当春战之交，属典型的晋文化遗存。云南祥云县大波那墓地214年，对大波那墓地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在西区发现房址、柱洞、灰坑、灰沟等遗迹。在东区北部墓地共墓葬25座。根据出土器物，居址与墓葬年代大致在战国秦汉时期。本次发掘为深人研究洱海地区青铜文化的面貌和社会状况了重要。1~215年，是考古研究所进入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5年，全所齐心协力，拓创新，使研究所建设、田野工作、室内研究、图书、杂志编辑、交流、后勤保障、公共考古和人才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可喜成绩。考古研究所将不断总结经验，继续努力，创造新的辉煌。石窟寺壁画保护修复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已取得了较为成熟的修复理念和修复工艺。本文以新疆龟兹研究院所藏库木吐喇石窟已揭取壁画的具体保护修案为例，探讨石窟寺壁画保护技术。新密李家沟遗址是一处距今15年至86年左右连续的史前文化堆积，它的发掘为学术界深入研究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间的历史文化大量有价值的手实物。李家沟遗址石器技术可能受非本地技术因素的影响，但遗址所见早期居民所用 燧石很有可能为本地所有，不大可能为"远距离采集运输所得"。李家沟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大型食草类动物数量"锐减"，似乎与以大型食草类动物骨骼成骨器有关，与生计方式变化似乎无必然关联。从李家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到裴李岗文化，陶器技术似乎并没有继续向前发展，甚至出现一定的倒退，继承性远没有"变异"性明显。李家沟遗址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中发现的石磨盘很有可能即为"研磨采集品的工具"，其与裴李岗遗址发现的石磨盘、石磨棒的功能显然是有区别的。仅仅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就将李家沟遗址确定为联结两个时代的重要剖面，填补了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缺环与空白，甚至与原始农业的起源相，结论为时过早。殷墟甲骨文中已有关于求雨的"雩祭"了，此后历代相沿，可谓源远流长。早商时期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两例骨刻文" "和" "形近而义同，它们可能就是这种雩祭的原型。在郑州商城遗址发现这类祈雨的文字，这和郑州商城所在的地理环境及其当时一度干旱缺水的气候条件都有一定的关系。本文通过对新见三枚明末李自成农民印章的讨论，知晓大顺政权在政权建设时，不仅设置了大量的地方行政职，同时也设置了不少学等辅助性质的职。在整理目前所见李自成遗印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李自成农民印章的用字问题和该农民在巴蜀地区的活动，并纠正了文献中有关用印制度的错误记载。文中指出印章因避李自成父亲名字之讳，禁止"印"字入印，而改为"契、信、符、记"等专称，成为其一大特色。从现存的李自成遗印实物情况看，明末大顺农民在巴蜀地区也一度控制了不少地方，而并非传统上认为巴蜀地区完全为张献忠农民的势力范围，可补相关历史记载之缺遗。